潘汉年被关押的原因和详细经过

毛泽东为什么要关押潘汉年？因为潘见毛的老师汪精卫只有他们两个知道

抗战期间，“红色特工”潘汉年冒死在日伪特务窝里活动，为中共联日反蒋、卖国夺权立下“汗马功劳”。然而，这位隐蔽战线的“功臣”，在中共当政后被打入深牢大狱，监禁至死。这是为什么呢？1955年潘汉年被定为反革命，1982年才得到平反。这桩冤案长达27载4个月零20天。一个在党和政府内担任许多要职的高级干部为什么突然被捕了呢？而被捕后当时很多人并不知情，他到底是怎样被捕的？被捕后又被关在哪里？他的“罪证”是什么？这个案子涉及到多少人？他的妻子董慧的命运和他本人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？

北京开会 遭秘密逮捕

中共夺权后，潘汉年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、市委社会部部长、统战部部长、市委副书记等职。

1955年4月3日，著名剧作家吴祖光携夫人新凤霞到北京饭店，看望到北京开会的夏衍和潘汉年，四个人一起吃了晚饭。饭后，夏衍和潘汉年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。晚上8点左右，潘汉年突然接到一通电话，说楼下有人找。

他以为又有什么人来看望，于是穿着拖鞋匆匆下楼。来到一间小客厅后，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出现了，罗当场宣布逮捕审查令，几个荷枪实弹的便衣干警一拥而上，“陪着”潘汉年急急走出北京饭店大门，又乘上等在门口的一辆小汽车，迅速离去。

当时，中共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在北京召开。4月5日，上海市委书记陈毅在人大上海代表团开会时宣布：潘汉年因“内奸”问题被逮捕了，希望与他有来往的各代表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。

陈毅还说：潘汉年被捕之事，对外要严格保密，并统一口径。如果有人问起，就说潘有紧急任务出国了。

秦城的第一批政治犯 被判15年

那么，潘汉年到底被弄哪儿去了？被抓当晚，那辆小汽车直接把他拉到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监狱。在这里，他被关押了将近五年。1960年3月，苏联援建的秦城监狱刚刚落成，他又被移送到那里，成了秦城的第一批政治犯。

1963年1月9日，中共最高法院对他秘密开庭审判。助理审判员彭树华在《潘汉年案审判亲历》一文中回忆：审判前就已经知道结果，因为时任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说过，“这是中央交办的案子，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”。也就是走一下法律程序的过场而已。

潘汉年的罪名有三个：内奸、特务、反革命。

彭树华说：“当时我们听说上面给潘汉年做了一些思想工作，告诉他只要认了罪、判了刑就放人。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庭审时潘汉年都认了罪的原因。”

审判后一个月，潘获得假释，他带着“刑释管制分子”的身份，被转移到了位于北京南郊大兴县境内的团河劳改农场。

3年团河劳改农场逍遥日子

文革期间 被判无期徒刑

1966年5月16日，文化大革命爆发。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，按照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、毛泽东妻子江青的指令，将潘汉年夫妇再次关入秦城监狱。三个月内，潘汉年遭到47次突击审讯。一个多月后，为了审讯他在中共当政后的“罪行”，38天内他又被“连续作战”41次。

经过近3年的审讯和大规模内查外调后，专案组没有发现任何新材料。在这种情况下，1970年7月3日，专案组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“罪行审查”和“判刑意见”报告，建议将潘汉年“永远开除党籍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”。这个报告经江青转呈毛泽东之后，毛圈阅同意。

以萧叔安之名告别尘世

毛泽东决定联日反蒋，潘汉年负责执行任务

1941年4月13日，苏日签订中立条约，规定“双方维持和平友好关系，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互不侵犯”。毛泽东看到了苏日合约签订的前景，决定同日本情报机关合作打击蒋介石。负责执行这项任务的就是潘汉年。

潘汉年由老部下袁殊介绍，与驻上海副总领事、高级情报官员岩井英一见面。密谈之后，岩井同意潘汉年为“岩井公馆”搜集情报的请求。潘每半个月给“岩井公馆”提供一次情报，岩井每月付给2000港元作为报酬、并出资由潘在香港创办《二十世纪》杂志。

潘汉年给岩井提供了蒋介石抗战的军力、与中共的矛盾冲突、蒋与英美各国的关系等情报，还有英、美情报人员在香港和重庆的活动信息。日本方面对这些情报评价很高，也给了中共许多帮助。

日本侵占香港时，香港大批中共、亲共分子面临被捕杀的危险，潘汉年立即寻求岩井帮助。岩井派他的助手德田协助潘把中共在港的情报人员安全撤离。潘汉年更进一步要求岩井提供在上海的安全保证，条件是潘继续为岩井搜集情报，并帮助日本人的“和平运动”——投降日本的非武力运动。第二天，岩井给了潘一张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签发的特别证件，不许日本军、警、宪、特对持证人“有所查询”。中共在上海的特务曾一度设想在岩井公馆架设电台。

中共通过潘汉年派人进入日情报组织，共同破坏蒋介石下属机构。据一中共特务披露：由于中共特务和日情报机关合作，上海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曾两次遭破坏。在华中，潘在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引荐下，与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达成默契：新四军保证铁路交通线通畅安全，日军就不会扫荡根据地，对新四军在乡村发展不加干涉。

1943年，潘汉年接触汪精卫集团重要成员李士群、胡均鹤交换情报，并通过李、胡会见了汪精卫。潘汉年在同日伪情报机关接触中，获得了如：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时间、日军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主攻方向是北进还是南进、日军兵力部署等重要军事情报。

调查结果：潘汉年奉命行事，无过有功

潘案发生后，周恩来立即指示总理办公室组织一个调查小组，在李克农的领导下，对潘汉年的政治、历史、历年活动进行全面审查，翻阅了潘汉年1939年到1948年的来往电报及同潘汉年有往来的全部人员的相关档案，审问了有关在押敌伪人员。经过各方面的反复核实，于1955年4月29日，李克农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，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：

1. 中央一再有打入敌伪组织，利用汉奸、叛徒、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；

2. 潘汉年利用袁殊、胡均鹤、李士群等都有正式报告，不是个人行为；

3. 潘汉年提供了中央有关重大的决策的情报，其中包括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时间的情报、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究竟是北进还是南进的情报；

4. 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，未遭到破坏，直到上海解放；

5. 潘汉年所属重要关系，当时还正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。这是毛泽东、周恩来所知道的。

这些情况表明：

联系日伪敌特、交换战略情报、联日反蒋等这种重大决策是毛泽东做出的，也只有他才敢这样做。潘汉年是奉毛泽东指令进行活动。奉命行事，无罪可问。对中共而言，潘汉年不但无过，而且有功，他是冒死在日伪特务窝里进行活动的。

但是，勾结日伪是汉奸行为，如果潘汉年不承担责任，毛泽东就要承担罪责，成为民族的罪人，这是“人民的大救星”毛泽东以及永远“伟大、光荣、正确”的中共绝对不能承认的。这个秘密必须保守下去，潘汉年必须“闭嘴”，必须是替罪羊。毛泽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牺牲潘汉年，保全自己的“高大”形象。

潘汉年被监禁至死，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？

潘汉年接触无党的命令接触李士群只是审判他的借口。他就是上海最大的领导，会见谁不会见谁他完全可以自己决定。那么，真正原因是什么？

第一，奉命与侵华日军勾结。

东京福祉大学教授远藤誉，根据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和日本间谍的回忆录，写了一本书《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》，书中引用确凿可靠的证据，揭露了不少历史内幕，包括中共派遣高级特工潘汉年等，主动联系日本外务省在上海的间谍机构“岩井公馆”和日军参谋总部在南京的间谍机构“梅机关”，与这些机构交换情报，共谋削弱抗日的国军，与日军签订停战协定，等等。

抗战期间，曾任“中国新闻社”记者的顾雪雍，在《我所知道的中共“五方特务”袁殊》一文中写道，1939年，潘汉年和日本外务省特务岩井英一会见后，在另一名中共特工袁殊的陪同下，到南京与“梅机关”首脑影佐祯昭见面。

岩井和影佐知道，潘汉年不是一般的情报人员，而是“毛泽东的特使”，所以对他特别重视，不仅给他发了特别通行证，让他以“胡越明”的化名，按月在“岩井公馆”领取大量活动经费，还在当时上海最高档的汇中饭店开了房间给他住。

据“中国军网”在2016年刊出的“军事解密”系列文章，日本间谍机构为潘汉年举办欢迎盛宴后，双方会谈三天，达成重要默契，并写了会谈纪要。主要内容是：日军与中共军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，互相和平共处；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，不得破坏；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；日军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，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。

这些默契使日军和中共都获得极大好处：日军不再受中共军队威胁，得以抽调大量兵力进攻西南的国民党军队；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，在日占区后方扩张地盘和军力，为后来推翻国民政府打下基础。

潘汉年被监禁至死的第二个原因，是他奉命会见汪精卫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投靠日本的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，潘汉年两次前往会面。

第一次，是他到南京见“梅机关”的首脑影佐后，通过影佐跟汪精卫见了面。影佐的公开身份是汪精卫的最高军事顾问。这件事，日本间谍岩井英一在回忆录《回想的上海》中有详细记录。

第二次：1943年，潘汉年在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的陪同下会见汪精卫。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是汪伪政权特务机构所在地，由李士群直接指挥。潘汉年与这个特务机关也有联络。20世纪40年代，他和李士群多次会面。

根据中共领导人王明在《中共五十年》一书中回忆，“潘汉年是饶漱石根据毛泽东的命令派去和日军与汪精卫谈判的代表。”

潘汉年是毛泽东的替罪羊

有朋友可能听不明白了，潘汉年是“奉命行事”，怎么却被自己的组织定罪了？因为，毛泽东要掩盖他定下的“联日反蒋”决策，让潘替自己背黑锅，同时让潘闭嘴。

1962年，潘汉年案被移送到最高法院审判。负责办理此案的法官丁汾、彭树华，在查阅了全部案卷后提出八点质疑。他们向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汇报，谢说：

“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，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，直接领导潘汉年工作的是周总理和康生，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。对潘汉年的处理，是党中央定的⋯⋯”

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弗拉基米洛夫在《延安日记》中写道：“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。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：毛泽东等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，长期保持联系……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，是定期送到延安的。”

“（中共）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，毛的一个代理人，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，什么时候需要，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，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。”

另外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《毛泽东年谱》中，毛泽东致电潘汉年的记录达三十多处。

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罗青长在《潘汉年冤案的历史背景》中写道，当周恩来得知潘汉年1939到1948年和中央来往的电报都在时，他让罗青长等人把这些材料搜集起来。罗青长回忆说，“根据档案材料，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，如打入日寇内部、利用李士群等，中央都是知道的，档案中都有记载……中央对他的工作也是肯定的。”

然而，这种“肯定”换来什么？假如当初，潘汉年知道自己只是被利用，还将被卸磨杀驴，他还会如此卖命地当这个“红色特工”吗？

谢觉哉知道潘汉年案是冤案，毛泽东指示厚待潘汉年生活

1962年6月，中央指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潘汉年案。高法指定刑事审判庭庭长曾汉周、刑事庭审判组长丁汾和助理审判员彭树华组成合议庭。丁、彭到秦城监狱看了一个多月的案卷材料，感到证据不足，难以定罪，向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汇报。

副院长吴德峰听了汇报后说：“对潘汉年案我不想说什么，毛主席定的案，只有深信不疑，认真做好庭审工作，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。”

党组书记谢觉哉十分清楚这是毛泽东定的案，他听取汇报后说：“潘汉年是中央交办的案子，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。”为了开导办案人员，他引用王勃《滕王阁序》里的两句话：“屈贾谊于长沙，非无圣主；窜梁鸿于海曲，岂乏明时。”他告诉汇报人员，贾谊被贬长沙，不是圣上不英明，而是听信谗言；梁鸿、孟光隐住海曲，是因为说了触怒皇上的话。谢觉哉这番话，是想告诉办案人员，要掩盖毛泽东的罪责，只好冤屈潘汉年。

犯人如此优厚待遇，反映毛泽东真实内心

对于指控，潘汉年只承认与汪精卫见面是严重错误，当时来不及写信汇报，除此之外，一概不承认。

但法庭审判，还得受审人认罪，不认罪宣判无效。公安部长罗瑞卿、副部长徐子荣在提审潘汉年时就事先告诉他：“只要你认罪，判刑后马上释放，不必坐牢，还可以得到良好待遇。潘汉年深知不认罪就得老死、病死或被整死在监狱，只得违心认罪。”

1963年2月9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。宣判一个月后，潘汉年就被释放，和夫人一起被安置在北京团河农场专门为他建造的一幢单独院落里，每月发200元生活费，可以雇保姆，可以在自己小院种菜、钓鱼，星期天可以到北京城商店购物、会见友人。

给潘汉年这个判15年徒刑的犯人如此优厚待遇，反映了主宰潘汉年命运的毛泽东，内心明知潘汉年替自己背黑锅，又不敢放了潘汉年，怕事情真相泄露，只好采用这种办法暂时把他软禁起来。

当时，中共中上层许多领导人是同情潘汉年的。周恩来表示：“我同潘汉年交往的历史最长，交往很深；陈云、廖承志、胡立教对潘汉年案不表态；中将韩练成曾作怀友诗：十年生死两茫茫，谁知小开在何方。如此‘特务’堪罕见、犹记当年过香港。”

委罪潘汉年，煞费苦心，灭口了心病

勾结日伪特务情报机关联日反蒋，是毛泽东当年给潘汉年的指令，但毛泽东诬陷潘汉年的罪名，不是说潘勾结日本特务机构，而是说他“投降国民党，当了国民党特务”。为什么呢？这是毛泽东的诡计。

如果潘的罪名是通日，人们会联想到潘的领导是谁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潘不可能自己个人做主，就会追查到毛，毛便会露出汉奸卖国贼的嘴脸，承担汉奸卖国贼的罪名。人们进而会质疑中共政权的合法性。这是毛的致命罪责，也是中共假抗日、真夺权、真卖国的证据。如果说潘是国民党CC特务，即可治潘的罪，又可避开承担通日反蒋领导者的罪责。

可以看出，在如何给潘治罪的问题上毛泽东煞费苦心，何等卑劣。毛泽东所说的：“有反必诉，有错必纠 。”还有他的“名言”：“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，防止偏差，不要冤枉一个好人。”都是谎言，骗人的鬼话。

潘汉年的存在始终是毛的一块心病。文革期间，潘汉年再次被公安机关逮捕，判了无期徒刑，遣送到湖南一劳改农场，受尽酷刑，最后被整死，这才了却毛泽东的心病。

评：潘汉年长期担任中共情报领导工作，多次出生入死，潜入日伪情报机关，得到许多重要情报。站在中共的立场上看，应该给潘汉年发一枚希特勒大勋章。可是，毛泽东为了掩盖与日伪勾结、卖国夺权的汉奸行径，将潘汉年置于死地，杀人灭口，这是何等的阴险、凶狠和残忍。#